依恋理论自20世纪中期由约翰·鲍尔比提出以来，已成为心理学领域解释人际关系形成与维持的重要框架。该理论强调早期亲子互动对个体后续社会情感发展的深远影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发出多种测量工具，用以评估不同发展阶段的依恋特征。其中，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因其结构清晰、信效度良好，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及成人群体的情感依恋研究中。
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最初由Armsden与Greenberg于1987年编制，旨在量化个体在与父母及同龄人关系中所体验到的信任、沟通质量以及疏离感。该量表通常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信任（Trust）、沟通（Communication）与疏离（Alienation）。信任反映个体是否相信重要他人会给予支持与理解；沟通衡量双方能否开放、有效地交流情感与想法；疏离则指个体在关系中感受到的情感距离或隔阂程度。
在实际应用中，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常作为依恋关系测试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类测试不仅帮助个体识别自身在亲密关系中的依恋风格——如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或混乱型——还能揭示其与父母、朋友乃至伴侣互动时的潜在模式。例如，一个在IPPA中“疏离”得分较高的人，可能在成年后表现出对亲密关系的回避倾向，难以建立深度情感联结。
依恋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尽管早期经验奠定基础，但后续的人际经历、自我觉察与心理干预均可促成依恋风格的调整。正因如此，依恋关系测试的价值不仅在于诊断，更在于提供改变的起点。通过了解自己在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中的表现，个体可更清晰地识别关系中的盲点，进而有意识地培养更健康的互动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特别适用于青少年群体。这一阶段是个体从家庭依恋向同伴依恋过渡的关键期。青少年开始将情感重心从父母部分转移至朋友，而IPPA恰好能同时评估这两类关系的质量。研究显示，与父母保持高信任、低疏离的青少年，往往在同伴关系中也表现出更高的安全感与社交能力。反之，若在父母关系中长期体验到拒绝或忽视，个体可能在同伴互动中表现出过度依赖或防御性疏远。
对于成年人而言，虽然IPPA最初针对青少年设计，但其核心维度仍具有参考价值。许多成人依恋问卷（如ECR、AAS）虽侧重浪漫关系，但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提供的家庭与友谊双重视角，有助于构建更完整的依恋图谱。例如，一位在职场中难以信任同事的成年人，若回溯其IPPA结果，可能发现其早年与父母的沟通障碍是根源所在。
进行依恋关系测试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的结构设计体现了发展心理学对多重依恋对象的重视。传统依恋理论聚焦母婴关系，但现代研究确认，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会与多个重要他人建立依恋联结。这些联结彼此交织，共同塑造情感调节能力、自我价值感及人际边界感。IPPA通过平行评估父母与同伴关系，避免了单一依恋源的局限性，更贴近现实人际网络的复杂性。
在教育与心理咨询实践中，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常被用于筛查高风险青少年。例如，疏离维度得分显著偏高者，可能面临抑郁、社交退缩或学业动机下降等问题。早期识别此类信号，有助于学校心理教师或辅导员及时介入，提供情感支持或家庭沟通辅导。同样，在成人心理咨询中，回顾IPPA式的问题（如“你是否觉得父母真正理解你的感受？”）可激活来访者对早期关系的记忆，为探索当前困扰提供线索。
依恋关系测试的有效性依赖于参与者的诚实作答与情境适配。文化因素亦不可忽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疏离”的容忍度可能较低，而对“信任”的定义也可能更强调服从而非情感共鸣。因此，使用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时，需结合文化背景进行灵活解读，避免机械套用西方常模。
近年来，神经科学研究进一步佐证了依恋的生物学基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显示，安全依恋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的调控更强，情绪恢复更快。而不安全依恋者则常表现出过度警觉或情感麻木。这些发现说明，依恋不仅是一种心理建构，更深刻影响着大脑的应激反应系统。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所测量的关系质量，实际上与神经可塑性密切相关。
对于希望改善关系质量的个体，依恋关系测试可作为自我探索的起点。完成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后，可尝试以下行动：
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的价值不仅在于评估，更在于促进反思。当个体意识到“我在关系中总是害怕被抛弃”或“我习惯压抑需求以避免冲突”时，改变的种子已然播下。依恋关系测试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更真实、更亲密连接的桥梁。
未来，随着数字心理健康的发展，基于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的在线测评工具将更普及。然而，技术便利不应取代深度对话。真正的依恋修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眼神交汇、耐心倾听与持续陪伴中。无论测试结果如何，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被看见、被接纳的关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