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阶段是女性生理与心理发生显著变化的关键时期。部分产妇在此期间可能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失眠等表现，若未及时识别和干预，可能发展为临床意义上的产后抑郁症。爱丁堡产后抑郁自测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简称EPDS）作为国际广泛采用的筛查工具，为早期识别产后情绪障碍提供了标准化路径。
该量表由Cox等人于1987年开发，专为产后女性设计，不包含躯体症状条目，避免与产褥期正常生理反应混淆。其结构简洁、操作便捷，适用于社区、医院及家庭环境中的初步筛查。正确理解并使用EPDS，有助于提升对产后心理健康问题的敏感度，推动早期干预。
EPDS共包含10个条目，每个条目设有4个选项，分别对应0至3分。受测者需根据过去7天内的实际感受选择最符合的描述。量表关注的核心维度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责感、焦虑、恐惧、应对能力下降及自杀意念等。所有条目均为反向计分或正向计分，总分范围为0至30分。
评分标准因地区和人群略有差异，但普遍采用以下临界值：总分≥10分提示可能存在轻度抑郁风险，建议进一步评估；总分≥13分则高度提示临床抑郁可能，需由专业人员进行诊断。值得注意的是，第10条若选择“是”（即存在自伤或伤害婴儿的想法），无论总分高低，均应立即启动危机干预流程。
EPDS并非诊断工具，而是一种筛查手段。其价值在于快速识别高风险个体，引导其进入专业评估体系。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均可能发生，例如文化背景、语言理解能力、社会支持系统等因素均可能影响作答准确性。因此，量表结果需结合临床访谈、病史采集及其他心理评估工具综合判断。
在实际应用中，医护人员常于产后6周健康检查时发放EPDS问卷。部分医疗机构也将其纳入产前教育内容，帮助孕妇提前了解产后情绪变化的可能性。家庭成员亦可协助观察产妇情绪状态，若发现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回避社交、过度担忧婴儿健康等表现，可鼓励其完成EPDS自测。
完成EPDS后，若得分处于警戒区间，不应自行诊断或忽视结果。正确的做法是联系产科医生、心理科医师或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人员，获取专业支持。早期干预措施包括心理教育、认知行为疗法、人际心理治疗，必要时辅以药物治疗。多数产后抑郁患者经规范干预后预后良好，母婴关系及家庭功能可有效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EPDS适用于产后一年内的女性，不仅限于产褥期。部分女性在产后数月甚至半年后才出现抑郁症状，称为“迟发性产后抑郁”。因此，即使产后初期情绪平稳，后续仍需保持对心理状态的关注。定期自评或由家人协助观察，有助于捕捉延迟出现的情绪信号。
量表的中文版本经过多轮信效度检验，在中国不同地区人群中均表现出良好的适用性。翻译过程中保留了原量表的情绪指向性，同时调整部分表述以符合本地语言习惯。使用时应确保受测者理解每个条目的含义，避免因歧义导致误判。
除EPDS外，尚有其他产后情绪评估工具，如贝克抑郁量表（BDI）、患者健康问卷（PHQ-9）等。但EPDS因其针对性强、条目聚焦产后特有情绪体验，成为首选筛查工具。尤其在资源有限的基层医疗场景中，EPDS的简明性与高敏感度使其具备推广优势。
预防产后抑郁同样重要。孕期心理准备、分娩体验优化、产后社会支持强化、夫妻沟通改善等，均为有效保护因素。鼓励新妈妈表达情绪、接纳自身局限、合理分配育儿责任，有助于降低抑郁发生风险。EPDS不仅用于识别问题，也可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切入点，提升公众对产后情绪障碍的认知。
完成EPDS自测后，建议记录得分及具体条目反应，便于后续与专业人士沟通。若多次自测分数波动较大，可能反映情绪不稳定，需加强监测。对于有抑郁病史、妊娠并发症、婴儿健康问题或家庭冲突的产妇，应视为高危人群，定期使用EPDS追踪情绪变化。
心理健康是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后抑郁并非个人意志薄弱的表现，而是一种可治疗的医学状况。通过科学工具如EPDS进行早期筛查，结合社会支持与专业干预，绝大多数产妇能够顺利度过这一特殊阶段，建立积极的母婴关系，促进家庭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