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抑郁测评，即《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Zung（William W. K. Zung）于1965年编制的一种标准化心理测量工具，旨在帮助个体和专业人员快速识别和量化抑郁情绪的程度。该量表共包含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从“没有或很少”到“几乎总是”），总分范围为20至80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其设计基于对抑郁症状的系统归纳，涵盖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改变、精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降低、无助感、自杀意念等核心表现。
在使用过程中，参与者需根据自身近两周内的实际感受进行作答，强调主观体验的真实性。该量表不依赖于专业诊断，而是作为一种初步筛查手段，适用于社区、学校、企业、医院等多种场景下的心理健康初筛工作。由于其操作简便、耗时短（通常5-10分钟完成）、成本低且无需专业培训即可实施，因此在大规模人群心理普查中具有显著优势。同时，该量表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了信度与效度验证，具备跨文化的适用性。
SDS量表的结构设计科学，条目内容覆盖了抑郁症的核心症状维度。例如，第1、2、3、4、5、7、8、10、11、12、13、14、15、16、17、18、19、20项主要反映情绪与认知方面的变化，如“感到悲伤”“对未来失去希望”“觉得自己无用”等；而第6、9、10、11、12、13、14、15、16项则涉及躯体症状，如“失眠”“疲劳”“食欲减退”等。这种多维度覆盖使量表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个体的抑郁全貌，避免单一指标带来的误判风险。此外，量表还特别关注负向自我评价与无望感，这些是抑郁症患者常见的心理特征，有助于早期发现高危人群。
SDS量表的评分标准明确：总分低于50分为正常范围，50-59分为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70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这一分级体系为后续干预提供了清晰的参考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约0.85-0.90）和重测信度，但其结果仍需结合临床访谈、行为观察及其他心理测评工具综合判断，不能单独作为确诊依据。此外，量表对焦虑症状也有一定敏感性，可能与其他情绪障碍存在交叉，因此在解释结果时应考虑个体背景因素，如性别、年龄、社会支持、生活压力等。
SDS量表由威廉·Zung于1965年编制，是最早用于抑郁症状自评的标准化工具之一。
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总分范围为20-80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
涵盖情绪、认知、生理及行为四大维度，全面反映抑郁症状表现。
适用于成年人群，尤其适合大规模心理筛查和初步评估。
操作简便，完成时间约5-10分钟，适合在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推广使用。
具备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在多个文化背景下得到验证，具有跨文化适用性。
可作为临床辅助工具，为心理咨询与治疗提供数据支持。
结果需结合专业访谈与其它评估工具综合解读，不可单独用于诊断。
SDS抑郁测评在现代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为个体提供了自我觉察的机会，使人们能够通过标准化工具了解自身的情绪状态，增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意识。尤其是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人在长期压抑下难以察觉自己的情绪变化，而定期进行自我测评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心理问题，实现“早发现、早干预”的目标。
其次，该量表在医疗机构中被广泛用于门诊初筛与随访评估。医生或心理治疗师可通过患者的测评结果快速判断其抑郁水平，从而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深入访谈或转介至精神科。在精神科门诊、心理科、康复中心等机构，SDS常作为入院评估、治疗前评估与疗效追踪的重要工具，为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提供客观依据。例如，治疗前后对比得分变化，可有效衡量心理干预措施的效果。
再次，该量表在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高校、中小学普遍面临学生学业压力大、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导致抑郁倾向日益普遍。通过组织学生定期参与SDS测评，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可以建立学生心理档案，识别出高风险群体并主动开展心理辅导。此外，结合团体心理讲座、心理剧、正念训练等活动，形成“筛查—干预—跟踪”的闭环管理机制，提升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也开始引入SDS测评作为员工心理健康管理的一部分。长期加班、绩效考核压力、职场人际冲突等因素易引发职业倦怠与抑郁情绪。企业通过匿名化方式组织员工进行测评，可掌握整体团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调整管理策略，如优化工作流程、增设心理援助热线、举办减压活动等，从而提升员工满意度与组织效能。这不仅体现了企业的人文关怀，也降低了因心理问题导致的缺勤率与离职率。
同时，该量表在科研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大量关于抑郁症流行病学、干预效果比较、心理干预模式有效性等方面的研究均以SDS作为核心测量工具。研究者可通过纵向数据分析，探讨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影响因素及其与生活方式、社会支持、遗传背景的关系。例如，有研究表明，女性、独居者、低收入群体在SDS评分上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提示特定人群更需关注心理健康服务。
SDS还促进了公众对心理疾病的去污名化。当个体在测评中发现自己处于轻度或中度抑郁状态时，往往能减少羞耻感，意识到“抑郁不是软弱”，而是可治疗的心理问题。这种认知转变有助于推动更多人主动寻求帮助，打破“讳疾忌医”的传统观念。媒体与公益组织常借助该量表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提高全民心理素养。
最后，随着数字健康技术的发展，基于SDS的在线心理测评平台迅速普及。用户可在手机端、网页端完成测评，系统即时生成报告并提供建议，极大提升了心理服务的可及性。部分平台还整合人工智能算法，对异常结果进行预警，推送专业资源链接，实现“智能初筛+人工介入”的融合模式，标志着心理健康服务进入数字化新阶段。
提供个体自我觉察工具，帮助识别早期抑郁迹象。
在医疗机构中用于门诊初筛、治疗前评估与疗效追踪。
在教育系统中用于学生心理健康普查与高危人群识别。
在企业中用于员工心理健康管理，预防职业倦怠。
支持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与心理研究，积累实证数据。
促进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认识，推动去污名化。
支持数字心理健康平台建设，实现智能化心理服务。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数据支持，推动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 Zung, W. W. K. (1965).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2(1), 63–70.
2. 郑日昌, 张梅玲. (2008). 心理测量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3. 王芳, 刘晓燕. (2016). SDS在大学生抑郁情绪筛查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0(5), 345–348.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kplace. WHO Report.
5. 李明, 陈静. (2020). 数字化心理测评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的应用进展.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9(3), 267–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