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型人格，又称“忧郁型”或“压抑型”人格，由荷兰心理学家Johan Denollet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用于描述一类在情绪上倾向于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且在社交中表现出抑制倾向（Social Inhibition）的个体。这类人格特质与心血管疾病、焦虑障碍及抑郁症状存在显著关联。DS14量表作为评估D型人格的标准化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及行为医学研究中。
DS14测试包含14个条目，分为两个维度：7项测量负面情感（如担忧、易怒、悲伤），另7项测量社交抑制（如拘谨、不善表达、回避社交）。受试者根据自身情况对每项陈述进行0-4分的评分（0=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若两个维度得分均≥10，则被判定为D型人格。
理解D型人格不仅有助于心理健康干预，也能帮助个体识别自身在压力应对、人际关系和健康管理中的潜在盲区。值得注意的是，D型人格并非精神疾病诊断，而是一种稳定的人格倾向。许多公众人物虽未公开接受DS14测试，但其言行、传记资料或公开访谈中展现出的典型行为模式，可作为理解该人格类型的现实参照。这些人物常被心理学研究者或媒体称为“d型人格代表人物”。
在历史与当代文化中，部分知名人士因其高度内敛、情绪敏感、回避冲突及长期压抑情感的倾向，被广泛视为d型人格代表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包括：
例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私人信件中多次流露出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与对人际信任的怀疑，同时又极度回避社交活动，长期独居写作。他的作品如《1984》中对压抑与监控的描绘，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其内在的情感结构。类似地，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以极简、克制的影像风格著称，生活中沉默寡言，极少参与行业社交，其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孤独老人形象，亦可视为其人格倾向的艺术投射。
当代科技领域亦不乏此类特质者。某些知名程序员或工程师虽在技术上成就卓著，却因不善表达、回避团队协作而被同事描述为“难以接近”。他们在高压项目中可能默默承担超额工作，却不愿向上级反馈困难，最终导致身心耗竭。这种模式正是D型人格在职场中的典型表现。
DS14量表经过多国跨文化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显示，D型人格个体患冠心病的风险比非D型高3倍以上，且术后康复效果较差。其机制在于：长期负面情绪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升高炎症因子水平；社交抑制则削弱社会支持缓冲作用，形成“双重压力”效应。
该测试适用于以下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DS14并非用于贴标签，而是提供一种理解自身反应模式的框架。许多D型人格者具备高度同理心、责任感与细致观察力，这些特质在艺术、科研、护理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将潜在风险转化为适应性资源。
识别D型人格倾向后，可采取以下策略改善心理与生理健康：
家庭成员或同事若发现身边人符合d型人格代表人物的典型行为，应避免直接建议“多说话”或“别想太多”，而应创造安全、非评判的沟通环境。例如，使用“我注意到你最近很少发言，是否有什么想法愿意分享？”代替“你怎么总是闷着？”前者减少防御，后者可能加剧社交抑制。
公众常将D型人格与抑郁症混淆。二者虽有重叠（如情绪低落），但本质不同：抑郁症是临床综合征，需满足特定诊断标准且具有发作性；D型人格是稳定的人格特质，个体可能长期功能良好，仅在重大压力下显现问题。DS14测试不用于诊断抑郁症，而是评估人格层面的情绪调节与社交风格。
同样，D型人格也不等同于内向。内向者享受独处但未必压抑情绪，而D型人格者即使渴望连接，也因恐惧被拒或评判而自我封闭。区分这些概念，有助于精准理解自身或他人的行为动机。
d型人格代表人物的存在提醒我们，人格特质无绝对优劣，关键在于觉察与调适。通过DS14测试了解自身倾向，不是为了定义局限，而是开启自我关怀的起点。当负面情感与社交抑制被看见、被命名，它们便不再是无形的枷锁，而成为可管理的心理资源。在快节奏、高连接的现代社会中，学会与自己的敏感共处，或许正是D型人格者最深刻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