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情绪是现代社会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认知功能和日常行为。为有效识别潜在抑郁症状，心理学领域发展出多种标准化评估工具。其中，SDS抑郁测评（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及其理论基础——Carroll-抑郁测试量表（SDS），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初筛与自我评估场景。
Carroll-抑郁测试量表（SDS）由美国心理学家Bernard Carroll于1960年代提出，是对Zung氏自评抑郁量表（Zu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的改进版本。该量表保留了原始SDS的核心结构，同时优化了条目表述，以更准确反映抑郁症状的主观体验。尽管名称中包含“Carroll”，但其在中文语境中常被统称为SDS抑郁测评，实际应用时需注意区分不同版本的技术细节。
标准版SDS包含20个自评条目，涵盖情感、躯体、认知及行为四个维度。受试者根据过去一周内的实际感受，对每项陈述选择符合程度的等级（通常为4级Likert量表）。例如：
所有条目中，部分为反向计分（即积极表述），需在总分计算时进行转换。原始分范围为20–80分，乘以1.25后得到标准分（取整数），便于与常模比较。一般认为，标准分≥53分提示可能存在轻度及以上抑郁症状，需进一步专业评估。
Carroll在构建该量表时，强调症状的“主观体验”而非客观诊断标准。他指出，抑郁患者常通过内省感知自身情绪变化，而这种内省能力可作为量化评估的基础。因此，Carroll-抑郁测试量表（SDS）侧重于捕捉个体对情绪、精力、兴趣丧失等核心症状的自我报告，避免依赖外部观察者判断。
该量表的设计基于Beck抑郁理论中的认知三联征（对自我、世界、未来的消极看法），同时整合了Hamilton抑郁量表的部分躯体症状指标。这种混合结构使其既能反映心理层面的困扰，也能识别生理相关的抑郁表现，如疲劳、胃肠不适或性欲减退。
SDS抑郁测评适用于16岁以上具备基本阅读与理解能力的成年人。常见应用场景包括：
需注意，该量表不适用于重度抑郁发作、存在自杀意念或精神病性症状的个体。此类情况应直接寻求专业精神科评估，而非依赖自评工具。
SDS得分仅反映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不能作为独立诊断依据。标准分划分通常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因素可能影响自评结果。例如，某些文化背景下个体倾向于低估情绪困扰，导致得分偏低；而高焦虑特质者可能因过度关注身体感受而高估抑郁水平。因此，结果解读需结合个体背景、生活事件及行为观察综合判断。
相较于PHQ-9（患者健康问卷-9）或BDI（Beck抑郁量表），SDS的优势在于条目简洁、完成时间短（通常5–10分钟），且无需专业培训即可施测。然而，其敏感性略低于结构化临床访谈（如SCID），特异性也受到共病焦虑的影响。
Carroll-抑郁测试量表（SDS）特别强调症状的持续性与普遍性。例如，“我感到疲倦”这一条目要求受试者判断是否“几乎每天”如此，而非偶尔发生。这种设计有助于区分短暂情绪波动与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状态。
为确保评估结果的有效性，使用者应遵循以下原则：
此外，SDS不适用于儿童、青少年（除非经专业人员调整解释）、认知功能受损者或语言理解障碍人群。特殊群体应选用适配的评估工具，如CDI（儿童抑郁量表）或老年抑郁量表（GDS）。
尽管Carroll-抑郁测试量表（SD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仍存在若干局限：
因此，SDS应被视为心理健康监测的“第一步”，而非终点。阳性结果的意义在于触发进一步的专业对话，而非自我贴标签。心理健康是一个动态过程，早期识别与干预可显著改善预后。
Carroll-抑郁测试量表（SDS）作为经典的抑郁自评工具，在心理健康普及与早期干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科学使用SDS抑郁测评，个体能够更清晰地觉察自身情绪状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心理健康并非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可以通过标准化工具进行监测与管理的现实议题。面对情绪困扰，主动评估是迈向康复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