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s共情测试（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是心理学领域广泛采用的标准化工具，用于系统评估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共情反应。该测试由Mark Davis于1980年提出，突破了传统将共情视为单一维度的局限，转而从多维视角解析人类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与回应机制。
共情并非简单的“感同身受”，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涉及认知、情感与行为多个层面。Davis共情测试通过四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子量表，全面捕捉个体在共情体验中的差异性表现。这种结构化设计使其成为研究人际关系、心理咨询、教育干预等领域的重要评估手段。
测试的核心在于区分共情的不同成分。例如，某些人可能擅长理解他人立场（认知共情），却难以产生情感共鸣（情感共情）；另一些人则容易被他人情绪感染，却未必能准确解读其背后的原因。Davis模型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复杂性构建而成。
- 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衡量个体主动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的倾向。
- 幻想（Fantasy）：评估个体在接触虚构角色（如小说、电影人物）时沉浸并代入其情感状态的能力。
- 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反映个体对他人困境产生的同情、关怀等温暖情感反应。
-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测量个体在面对他人痛苦时自身产生的焦虑、不适或逃避倾向。
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共情的完整图谱。其中，观点采择与共情关注通常被视为适应性共情的表现，有助于建立支持性人际关系；而个人痛苦虽源于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却可能因过度自我卷入而削弱助人行为的有效性。幻想维度则揭示了共情能力在非现实情境中的延伸，常与艺术感受力、想象力相关联。
实施Davis共情测试时，参与者需对一系列陈述进行评分，通常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题目设计避免引导性语言，确保结果反映真实倾向而非社会期望。例如，“看到别人被不公平对待，我会感到难过”属于共情关注维度；“在紧急情况下，我常因紧张而无法有效帮助他人”则指向个人痛苦维度。
测试结果不提供绝对“高”或“低”的评判标准，而是呈现个体在各维度上的相对位置。这种相对性至关重要——高共情关注配合低个人痛苦，往往预示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与亲社会行为倾向；反之，若个人痛苦得分显著高于共情关注，则可能在助人过程中体验较多耗竭感。
值得注意的是，共情能力并非固定不变的人格特质。研究表明，通过特定训练（如正念练习、角色扮演、叙事疗法等），个体可在观点采择与共情关注维度上获得提升。Davis共情测试的价值之一，正是为这类干预提供基线数据与效果评估依据。
在临床心理学中，该测试常用于评估自闭症谱系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等群体的共情特征。例如，部分自闭症个体可能在观点采择上存在困难，但共情关注水平正常；而某些反社会倾向者则可能表现出共情关注缺失，却具备高度的观点采择能力（即所谓“冷认知共情”），用于操纵他人。
教育领域亦广泛应用此工具。教师通过了解学生共情能力分布，可设计更具包容性的课堂互动策略；医学生则借助测试识别自身在面对患者痛苦时的情绪反应模式，从而优化沟通技巧与职业韧性。
尽管Davis共情测试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使用者仍需注意其文化适用性。原始量表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开发，某些表述（如强调个人情感表达）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可能引发不同解读。后续研究已推动多语言版本的本土化修订，以提升跨文化测量的准确性。
完成测试后，个体应避免简单标签化结果。共情能力的高低并无道德优劣之分，关键在于理解自身反应模式如何影响人际互动。例如，高个人痛苦者可学习情绪边界设定技巧，将不适感转化为有建设性的支持行动；低观点采择者则可通过结构化提问练习，逐步提升换位思考能力。
共情不仅是人际润滑剂，更是社会协作的基石。Davis共情测试提供的多维视角，帮助人们超越“是否善良”的二元判断，深入探索情绪理解的内在机制。这种自我觉察本身，已是迈向更健康关系的第一步。
定期重测亦具实践意义。生活事件（如成为父母、经历重大损失）、职业角色转变或心理成长，均可能重塑共情反应模式。通过纵向比较，个体能清晰观察自身变化轨迹，及时调整人际策略。
共情能力的培养需结合认知与情感双路径。一方面，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观看纪录片等方式拓展对多元人生经验的理解；另一方面，练习非评判性倾听，在日常对话中专注捕捉对方言语背后的情绪需求。Davis共情测试在此过程中扮演“镜子”角色，映照出努力的方向与成效。
未来研究正尝试将该量表与神经科学指标（如镜像神经元活动、心率变异性）结合，进一步揭示共情的生理基础。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Davis共情测试的核心价值始终未变：它提供了一种结构化语言，让人类得以客观描述那最主观的情感体验——理解他人。